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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视点 | 新媒体对数字出版有什么影响?

专家视点 | 新媒体对数字出版有什么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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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访谈:

Jacks Thomas:Dynamism of Digital Publishing in China

杰克斯·托马斯(伦敦书展总监):中国数字出版的活力 (节选)

 

     问:请您介绍伦敦书展(LBF)的发展战略,以及它在全球图书贸易中的作用。

答:参与者是任何书展成功的关键因素。我们很幸运LBF有众多的参展商和参观者,中国的参展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明年的LBF将于2019年3月举行,庆祝成立48周年。它是一个全球性的市场,可以进行版权谈判,可以通过印刷、音频、电视、电影和数字渠道销售和分销内容。

LBF在三天的时间里举办了非常受欢迎的活动和研讨会,成为国际出版商寻找全球出版领域所有趋势和突破的最佳场所,来自世界各地25,000多名出版专业人士出席。

我们预计在明年书展上将讨论有声图书的持续增长、Netflix等视频网站的发展对国际图书出版的影响。从视频游戏到电视,从电影到动画片,图书知识产权在媒体领域的重要性与日俱增,这对图书贸易出版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问:随着数字出版的迅速发展,您如何看待未来的读书方式?

答:在每年的LBF上,我们都会关注行业主要趋势,关注这个行业在多大程度上继续变化和增长。自书展举办以来,从电子书的诞生到有声书籍市场出现巨大增长,出版业的格局在过去近50年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不断变化的出版业让我看到,消费者的阅读方式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可以是在书页上、屏幕上,还可以是听有声书。在任何一个行业,消费者都想要选择,出版业给他们提供了越来越多的选择。我们也不要忘记电影和电视世界对书籍的大量依赖,要具备银幕作品的灵感。

 

问:现在各种各样的新技术都对出版领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比如VR、AR,它们对出版业有多重要?

 

专家视点 | 新媒体对数字出版有什么影响?

 

答:这些技术被用于出版领域,已经有了一些令人激动的进展,尤其是儿童书籍。例如,英国深受喜爱的儿童读物《饥饿的毛毛虫》(Very Hungry Caterpillar)推出了一款AR应用程序,为读者创造了一款《精灵宝可梦Go》(Pokemon go)游戏,其创作者也将推出一款哈利波特应用程序,使用AR技术为这个世界闻名的系列游戏创造全新体验。在我看来,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说明了出版品牌如何通过拥抱最新的技术提升自己,以全新的讲述方式给读者带来新的享受。我想在未来的几年里,我们会看到更多的发行商接受VR和AR,我非常期待看到他们创造的东西。

 

     问:基于你丰富的国际出版经验,你如何看待中国的图书市场?

答:中国图书市场最近的增长反映了数字出版的活力、中国在线阅读和移动阅读日益增长的消费者人气。这是中国出版业在国际舞台上扮演引领潮流的时刻。

中国是全球第二大图书市场。2017年,中国图书销量大幅增长,网络销量增长29%,书店销量增长2%。少儿图书在中国的销售业绩尤其出色(英国、法国和美国也是如此)。作为一名图书爱好者,儿童图书市场在中国2017年总体出版增长中所占的比例超过三分之一,这一点让我觉得未来的发展特别鼓舞人心。

许多作家和研究人员在学术领域开展国际合作,中国也不例外。随着大数据在中国学术研究领域的创新应用,我期待看到更多的中国作家和作品成为国际出版界的佼佼者。

中国在国际学术舞台上扮演着重要角色,我们在伦敦书展上看到了许多在这方面的交易。例如,在2018年伦敦书展上,哈珀•柯林斯(Harper Collins)收购了中国数学书籍系列《5分钟数学谜题》(5 minutes maths Mystery),这一交易引起了媒体的极大兴趣。该系列将由哈珀柯林斯的教育部门出版,新版本将与英国的国家课程相匹配。2017年,哈珀·柯林斯在伦敦书展上还签下了36本数学书。

 

问:近年来,中国出版商致力于与世界分享优秀的中国图书和作家,你对此有何建议?

答:对于希望融入全球市场的中国出版商来说,参加伦敦书展等国际书展是绝对必要的。参加国际书展是与世界各地的出版商和代理商建立关系、达成协议和分享想法的机会。

在伦敦书展上,中国代表和参展商有很大的影响力。今年凤凰出版和中国国际出版集团带来了激动人心的消息。中国国际出版集团是中国青年出版社与布卢姆斯伯里出版社(Bloomsbury Publishing)的合资企业,将在全球范围内推广中国文化。在伦敦书展和荧幕周(伦敦书展的系列活动)在过去三年与上海国际文学周成立了文化交流项目,每年我们都在伦敦书展和文化创意活动中推出两位优秀中国作家。很高兴伦敦书展能为中国出版商提供通往英语国家的大门,我们期待着2019年迎接更多的中国读者和参展商。近年来中国跨娱乐领域有了巨大的增长。伦敦书展是全球领先的图书版权交易市场,涉及印刷、电视、电影和数字渠道。我们认为,中文内容走向全球的关键因素之一是通过这些跨媒体渠道将中文故事从书本上呈现到屏幕上。

 

Friend and Foe: The Platform Press at the Heart of Journalism

亦敌亦友:新闻业与媒体平台

By Nushin Rashidian, Pete Brown, and Elizabeth Hansen, with Emily Bell, Jonathan Albright, and Abigail Hartstone

来源:https://www.cjr.org/tow_center_reports

这份报告是哥伦比亚新闻学院数字新闻研究中心(Tow Center for Digital Journalism,以下简称Tow中心)对大型科技公司与新闻业之间关系多年持续性研究的一部分。调查结果基于两年的原始数据收集、对新闻记者和媒体平台高管的100多次采访,以及三份深入职场研究,还包括API (美国新闻协会)/NORC(芝加哥大学全国民意研究中心)代表Tow中心对1,100名记者的新闻编辑部的调查结果。研究得到了John D.和Catherine T. MacArthur 基金会、开放社会基金会、John S.和 James L. Knight基金会、Abrams 基金会和Craig Newmark慈善基金会的慷慨资助。

 

摘要

艾米丽·贝尔

媒体平台和新闻出版商之间的关系过去18个月来令人担忧。民间和监管压力正在加速两者的融合,速度之快超过了我们在2017年3月发表第一份研究报告《平台新闻:硅谷如何重塑新闻业》时的预期。新闻业在Facebook、Google和Twitter等公司推行问责制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但也越来越依赖技术平台来维持未来的发展。

有关媒体平台和新闻出版商关系的最近研究发现,尽管新闻编辑室对平台公司有负面言辞和情绪,出版商和平台的功能却正在快速和持续的融合,平台公司在影响新闻出版方面达到了令人惊讶的程度。

接受新闻、评估新闻、发布新闻的技术平台正试图“重返民众”,回到新闻出版领域,因为它们可以为新闻发布提供更直接的支持,为创建内容组建更大的编辑和版主团队。技术平台曾经为信息系统失误承受了太多责备,花费了大量精力为自己洗白。无论是对故事和稿件人性化的“管理”,还是苹果新闻(Apple News)的应用软件,技术平台公司在工作实践和团队组建中具有明显的“编辑”性质,正在从撰稿人和编辑角度发布“独家”新闻。错误信息的传播、个人数据滥用的丑闻以及新闻行业持续的资金危机迫使技术平台公司改变战略,他们越来越倾向于扮演出版者的角色,越来越多地融入到新闻生态系统中,新闻机构正在采取反击策略,帮助自己保留一些自主权,控制自己的命运。

在2017年和2018年初,一系列破坏性的爆料凸显了Facebook、Google和Twitter等科技公司在履行新闻和信息环境监管角色时的糟糕处理和防备不足。从俄罗斯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期间的宣传活动,到英国数据分析公司Cambridge Analytica滥用Facebook用户数据,社交媒体平台诚信和商业模式的失灵已成为全球政策辩论的核心问题。

Tow中心对技术平台和新闻出版商的研究项目跟踪了二者的动态关系模式,平台和出版商的前景喜忧参半。尽管新闻机构与像以往一样与社交媒体平台打交道,但更明显的迹象表明它们正在改变策略,将受众先带回自己的领域,而不是“社交平台优先”出版。平台反复无常的行为以及自身业务的快速变化,使得新闻出版商几乎是不可能制定长期战略。从政策和产品更新到盈利,Tow中心一直在追踪技术平台有哪些决策影响出版商。研究过程中我们发现600多种技术平台经营战略在某些情况下让新闻出版商承受很大代价,尤其是Facebook频繁更新、发布新产品、调整新闻提要内容的算法,都让出版商感到疲惫不堪。

来自美国和加拿大1,025个独立新闻编辑室的记者——94%的受访者是本地的新闻媒体工作人员——表明绝大多数机构已经采取措施来适应这种社交平台环境,四成(41%)的记者表示,他们的新闻编辑室因社交媒体平台的政策变化而做出了重大改变,大约同样比例的人(42%)说他们的新闻编工作有小幅改动,只有15%的人认为没有作出任何改变。

2016年初我们采访开始时,出版商们谈到媒体平台的时候比现在更加超然,他们认为把新闻带给读者的是自己,不是社交媒体平台。但在过去6个月的采访中,平台和出版商都反复使用“合作伙伴”和“伙伴关系”等词来描述他们日益密切的关系。新闻编辑室与平台团队讨论的内容令人惊讶——包括预算、工作流程,甚至还包括尚未发布的报道。一家大型出版商这样描述演变趋势:“现在它变成了‘我们如何在新产品上合作?’ ‘我们如何共同销售东西?’”

然而,这种不断演变的伙伴关系是不平等的。尽管越来越多的平台选择为新闻出版商的编辑和分销提供信息,技术平台在格式和数据上拥有更大的权力,比出版商赚取更多的广告收入,例如,在2017年5月,苹果公司聘请了第一位首席编辑来监督新闻编辑部的其他工作人员,除了负责算法之外还管理报道内容。一位新闻出版商告诉我们,“我们每天都在和苹果的编辑们打交道。他们知道我们推销的策略,知道我们在做什么,知道我们的预算。

然而,我们确实看到了平台使用方面的一些整合,聊天软件Snapchat的使用率在下降,Instagram加强了它在视觉叙事方面的影响力。在我们研究的12家新闻媒体中,内容帖子最多的是苹果新闻、Facebook和Twitter,中型平台包括Instagram、Instagram Stories、LinkedIn、Pinterest、Snapchat Discover、Snapchat Stories和YouTube。

与此同时,科技公司——最著名的是Facebook、Apple和Google——已经开始采取更直接的方式来支持新闻业。平台通过自身产品吸引广告的初步努力已经失败,现在只能吸引少量投资和出版商的产品订阅。新闻机构认为,生存的关键在于实现社交平台线上线下收入来源的多元化,其中最重要的是读者收入,包括活动宣传、付费订阅,以及为出版商设定的会员和捐款收入。各大平台都表示,它们正试图找到适应出版商的方法,但绝不会以损害自己与用户的关系为代价。

这一阶段的研究发现

1.基于API和NORC 对1100名记者的调查发现,记者与社会媒体平台有冲突关系。尽管绝大多数记者已经根据社交平台的要求调整了编辑工作,但绝大多数人(86%)认为社交媒体导致了人们对新闻业信任度的下降。

2.50%的受访者表示社交媒体平台(比如Facebook)加强了与观众的关系,而22%表示社会媒体平台削弱了与观众的关系;56%的受访者表示,平台应该承担“相当大的责任”来支持新闻业,76%的受访者表示Facebook在其平台上“打击假新闻和虚假信息”方面做得不够,71%的人对Twitter持同样看法,65%的人对谷歌持同样看法。在我们研究的所有领域,Facebook一直受到出版商最强烈的批评。

3.尽管科技公司受到明显的批评言论,特别是Facebook,但似乎并没有减少新闻出版商使用的数量。但是,出版商调整了完全依赖第三方平台的战略。媒体技术平台在新闻出版商“有意识地脱离”时加大了自身努力,参与开创新闻业的未来。这是一项长期战略,还是一项公共关系举措,有待观察。

4.我们跟踪12家新闻媒体长达18个月以上:CNN,福克斯新闻频道,《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华盛顿邮报》,《芝加哥论坛报》,《洛杉矶时报》,《纽约每日新闻》,BuzzFeed网站,BuzzFeed新闻网站, 《赫芬顿邮报》,优秀出版商致力于向更广阔的平台发布更多内容,较小的媒体几乎完全专注于Apple News、Facebook和Twitter。《芝加哥论坛报》、《洛杉矶时报》和《纽约每日新闻报》三家区域性报纸表现尤为明显。分析得出,2018年3月,这三家本地出版商发布的帖子中,只有1%是苹果新闻(Apple News)、Twitter和Facebook未发布过的内容。

5.大出版商比小出版物有更多的机会接近平台合作团队和产品,当地新闻出版商受到广告收入损失的沉重打击。很显然, 试图通过在社交平台上广泛发布内容,采用像Facebook的原生产品,将广告驱动的新闻出版商业模式从纸媒转变为数字媒体,这种尝试失败了。科技公司,尤其是Facebook,在推动地方新闻业新举措方面收效甚微,在某些情况下甚至适得其反。例如,就连Facebook在2018年1月宣布要改变新闻提要算法以便与本地新闻进行优先互动,也导致一些媒体网站的参与度大幅下降。

6.技术平台继续影响出版风格和内容,直接(Facebook为出版商发布产品提供大量信用分值)或间接(苹果因出版商要求特别报道而收受贿赂)与财政激励相关,没有迹象表明这种情况会改变。2017年传出消息,苹果和Facebook有十亿美元的原创节目预算。据报道,Facebook以每集三到四百万美元资助新项目,Google旗下YouTube为同类节目提供两到三百万美元。在我们采访的最具智慧的出版商中,明显都在转向创建视频内容。一位出版商告诉我们,平台正在寻求更多“网络电影”交易,并将出版商视为制作公司。

7.当前新闻出版策略较少受到市场的影响,较多受到民间和监管力影响,未来将从事显性的“编辑”业务,包括聘用更多的新闻编辑记者和版主和积极参与提升新闻“质量”的其他战略。这将不可避免地让科技公司从中获益,如,他们可以决定哪些新闻能发布,可以决定读者看到的提要和搜索结果。

8.收费制度的不透明、经营与读者关系、小规模新闻机构的金融支持,不同类型新闻报道的发布、删除或控制,这些担忧仍然挥之不去。

9.无论是人工还是自动化,平台公司应更关注新闻内容,为新闻行业注入更多资源。过去两年来,有较多对媒体平台的披露和争论,也促使公司内部文化迅速转变。

本研究表明,媒体平台和出版商之间的谈判已经更加成熟和现实。然而,随着媒体平台的发展,仍然需要一个稳定的环境来确保各种新闻的出版。科技公司的权力问题和不透明的运行机制问题都悬而未决。尽管Facebook、Twitter和Google的最新财报并未显示所涉经费,实际上2018年第一季度已经超出预期,我们可能正在进入一个重新评估平台实力的时代。越来越明显的是,平台无法通过强有力的干预来扩大广告收入和改善其发布的内容。如果平台未能对内容进行足够严格的监管,仇恨言论、欺诈性信息、蓄意宣传和错误信息都得不到根本的遏制。

为了确保新闻业的健康可持续性发展,维持媒体平台和出版商之间的平衡关系固然很重要,但这绝不是仅有的问题。在决定新闻传播方式和确保新闻质量方面,平台也面临着严峻的全球性挑战。虚构、编辑和拼凑新闻的技术发展速度远远超过检测和反击的速度,对此新闻机构和科技平台公司需要共同寻找解决方案方案。民主辩论的健康进程取决于二者相互合作,共谋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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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敬 |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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